专列由绍兴转移回杭州，需要1个小时零10分钟，午后2点50分，专列抵达杭州站。汪东兴按照毛泽东的吩咐，没有通知任何人送。3点35分，毛泽东的专列徐徐启动了。林立果在杭州谋害毛泽东的图谋，眨眼间化作泡影。
毛泽东与林彪（资料图片）
9月11日，毛泽东的专列突然离开上海，回到北京，“五七一工程”宣告破产。
9月6日，叶群、林立果、周宇驰在北戴河策划暗杀他时，他刚到杭州两天多。
9月8日，林彪写下“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手令”时，他在杭州刚住了4天，还没有要走的意思。
并且，9月8日上午，林立果专门派出于新野由北京飞往上海，然后去杭州，为成功地实施暗杀摸情况，打前站。
关键时刻于新野的上海、杭州之行，是林立果采取的重大步骤。
杭州同上海一样，是林立果苦心经营的基地。1971年2月至9月，于新野奉林立果之命或陪同林立果，先后9次到杭州活动。
2月21日至3月18日，于新野陪同林立果到杭州，商量了政变纲领的框架，参观了伊尔10飞机打地靶表演，进行了“选美”照相。这是于新野第一次到杭州。
3月底，于新野第二次到杭州，通知陈励耘去上海参加“三国四方”会议。于新野还代表林立果看望了在杭州休养的周赤萍。于新野送给周赤萍两份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和《空军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作战使用的几个问题》，请周赤萍审查提意见。
4月12日下午，于新野第三次来杭州，传达林立果的指示，要陈励耘“最好装病请假，不去参加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留在浙江掌握情况，掌握部队”。于新野又去看望了周赤萍。这次，于新野带来了林立果送给陈励耘的一架日本进口的录音机，送给周赤萍一包罗汉果、水果糖等。
5月10日，于新野第四次来杭州，向陈励耘通报了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情况。于新野对陈励耘说：“批陈汇报会并没有怎么批陈伯达，主要是批军队，批军委办事组(黄、吴、叶、李、邱)五个人。搞得很厉害，要提前到会，接受质问。”“五个写检讨的上当了。开始估计不足，叫写检讨就写了，一写就被动了，一次不行写二次，会上一印发就被抓住了。事情搞得很不好，叶群直哭，林彪发了脾气。”“批陈汇报会上一追问吴法宪，吴法宪咬出王辉球，人家再一追王辉球，这个窝囊废就哭起来了，交出了八个人，把陈(励耘)政委、王(维国)政委都出卖了。表现好的是王秉璋，追他的时候，他哼啊哈啊地就应付过去了。”于新野走后，陈励耘对其秘书说：“林彪一直就受压挨整”“林彪几十年来经过多少风浪，林彪对这样的事是有办法处置的。”
6月下旬，于新野第五次来杭州，向陈励耘讲了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情况，并带来三份文件给陈励耘看： 一份是政治局关于中美谈判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毛泽东已批示同意；另两份是资料性质的，关于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于新野说：“这文件是林彪的，只发政治局。现在忙于一致对外，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没有搞内部问题，内部问题暂时缓和了。”“尼克松访华，我们的条件很低，美国人条件就是要求保密，所以就谈成了。”
7月27日，于新野第六次来杭州，同陈励耘进行密谈，要陈励耘和王维国多进行联系，要陈励耘派人去广空某师学习，并提出按照林立果的交代，要和军队里其他领导谈一谈。于新野谈了最近苏丹发生的政变，说：“政变成功主要靠空军，像北京周围几十个师，不靠空军光靠陆军打不进去。”
8月初，于新野第七次来杭州，向陈励耘透露了毛泽东就要巡视南方的消息。于新野告诉陈励耘：“林副主席已到北戴河去了，毛主席也要出来，汪东兴主任陪毛主席出来，什么时候来不知道。”陈励耘交给于新野两床鸭绒被，请他转送给林彪。
8月中旬，于新野到福州路过杭州，特意下车与陈励耘密谈。于新野打听了毛泽东是否到了杭州的消息，要杭州方面注意毛泽东的动向，一有消息，立即报告。这是于新野第八次到杭州。
于新野的第九次杭州之行比哪一次都诡秘和凶恶，也比哪一次都叫陈励耘胆战心惊。
9月8日上午11点多钟，于新野先到达上海机场，王维国派军务处长蒋国璋去迎接。于新野询问了空四军有没有火焰喷射器，蒋国璋说空四军没有防化连，也就没有这个东西。于新野让他打听一下，然后给周宇驰回个电话。
王维国设午宴款待于新野，于新野拿出毛泽东同广州军区负责人的谈话记录给王维国看，说林彪革命几十年，多年来宣传毛泽东思想，现在受欺负，谁能服？王维国说他也想不通。于新野恶狠狠地说咱们的飞机不是吃素的，得叫飞机说话。王维国问怎么个搞法，于新野便告诉了他林立果的初步计划： 南北两头搞，南边，和陈励耘商量一下，叫陈励耘搞，但上海的条件比杭州好，王维国的作战经验也比陈励耘多，恐怕还是要以上海为主搞。
王维国开始叫困难，说这可不是简单的事，但经不起于新野的吹捧、利诱，说“搞好了之后首长掌权，我们的政治地位就不同了”，又拿出林彪、林立果的信任来加以说服，这样，王维国便答应说：“好吧，那就准备在我们这里搞吧！”
两个人密谈了两个多小时。下午6时，于新野乘汽车前往杭州。
当陈励耘听秘书说于新野要在晚上见他时，不免有点紧张。因为毛泽东正在杭州，他负责毛泽东的安全警卫工作，这个时候于新野来的目的，他心里是有数的。他觉得在家里和于新野见面不太方便，于是安排在医院里见面。
于新野和陈励耘见面时，随身带了个小手提包，里面藏着一台录音机。他避开陈励耘的目光，悄悄打开录音机，录下了陈励耘介绍的毛泽东在杭州的谈话内容等情况。
于新野和陈励耘谈了差不多一个通宵。于新野告诉陈励耘，林立果准备南北两线一起动手，南线在杭州搞。陈励耘说他这里怎么搞呀，于新野说林立果考虑，可以用改装的伊尔10飞机轰炸。陈励耘说他这里没有可靠的飞行员，干这事不能随便抓一个人就行动。于新野说这个你不要发愁，准备给你派个飞行员来。陈励耘答应了。
陈励耘虽然答应由他在杭州搞，但是一想到在杭州的毛泽东戒备森严，一想到毛泽东对他的冷淡态度，就心里发毛。“九一三”事件后，汪东兴谈到这一点时，曾这样写道：“当时，于新野告诉陈励耘，要在杭州、上海、南京之间谋害毛主席。据我们后来了解到的情况，陈励耘在接待于新野的房子里挂着一张毛主席像，陈励耘一看到毛主席像就发愁。”《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188页。
第二天上午，于新野回到上海。下午，王维国来到巨鹿路招待所，再次同于新野密谋。
于新野向王维国介绍了陈励耘谈的情况，然后说道：“陈励耘的态度不错。不过，不管他那里怎样，你还是要准备以在你这里搞为主，这是首长的意思。上海是他(指毛泽东)常来常往的地方，也是他回北京的必经之路。”
王维国面带难色，依然叫苦：“这件事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于新野打气说：“只要下决心搞就不难。咱们有飞机，有高射机枪连，有教导队，条件比陈励耘那里好得多。你用机枪把专列一扫，先打了车头，车就不能动了，再用高射机枪连把停车的地点一封锁……”
王维国直摇头：“那不行，那个地方墙太高，不好进。”
于新野说：“你用三个机枪连一打，再用教导队一冲，不就解决问题了。”
王维国反问：“要是他不在专列上住呢？住在招待所，周围是上海警备区的警卫营，那就不好搞了。”
“那就在路上搞，行不行？”
“那比在招待所好搞。”
“他坐的是保险车吧？”
“是的。”
“你在西郊公园门口那里放一挺高射机枪，教导队事先在那里隐蔽好。到时候机枪一响，教导队一冲，不就解决问题了？”
…………
9月8日晚，毛泽东从一位与他交往甚多、友情很深的领导干部那里得到新的消息说，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还有人指责毛泽东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他人走路，暗示毛泽东“请速离开”。这种情况，过去是从来没有的。一些多次接待过毛泽东的工作人员，在看望毛泽东时反映了一些可疑的情况，比如，陈励耘布置要把毛泽东活动情况向他汇报。据此，毛泽东当机立断，采取预防措施，把专列转移。
毛泽东叫来汪东兴，交代转移列车的事。汪东兴问，专列是向后转移，还是向前转移？向后是转到金华，向前是转到上海。汪东兴还建议，也可以转到绍兴，即转向杭州到宁波的一条支线上。
从不走回头路的毛泽东想了想，同意了汪东兴的建议，他说：“转到绍兴也好，那样就可以少走回头路了。”
可是，当天晚上，汪东兴却怎么也找不到负责毛泽东在杭州警卫工作的陈励耘。他哪里知道，此时陈励耘正躲在医院里，同于新野密谈如何杀害毛泽东。
9月9日凌晨，毛泽东的专列神不知鬼不觉地转到了靠近绍兴的一条专线上。
这种转移，至少会产生两种效果： 一种，让人以为毛泽东已经悄悄离开了杭州；另一种，假如知道了专列停在绍兴，会让人以为毛泽东打算在杭州多住几日，暂不离开。总之，是让人摸不清毛泽东去向的虚实。
9月10日中午，毛泽东突然对汪东兴说：“走啊！不要通知陈励耘他们。”
汪东兴说：“主席，不通知他们不行。”
毛泽东问：“为什么呀？”
汪东兴回答：“不通知不行，您不是一般人。来的时候，都通知了；走的时候，不通知不好。路上的安全，还要靠地方保卫。”
毛泽东说：“那就不让陈励耘上车来见，不要他送。”
汪东兴说：“那也不行，会打草惊蛇。”
毛泽东反问：“你的意见是……”
汪东兴说：“您看，是不是请南萍、陈励耘……”
毛泽东打断汪东兴的话说：“还有一个，就是空五军的军长白宗善，这个人也请来。为什么这次没有请他见面？”
汪东兴回答：“马上就通知。”
南萍、熊应堂、陈励耘、白宗善等人被请来后，毛泽东在自己休息的房间里又同他们谈了一次话。
毛泽东见到白宗善，同他握手时便问：“你为什么不来看我！”
陈励耘慌忙解释：“他那天在值班。”
握过手，毛泽东随意地靠在沙发上，一边吸着香烟，一边漫谈。
他首先针对当地领导人闹不团结，讲了一个春秋时代齐鲁两国长勺之战的故事，寓意深长。他说：“春秋时候，鲁国与齐国作战，鲁庄公起初不待齐军疲惫就要出战，后来被曹刿阻止了，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打胜了齐军，造成了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战例。齐国和鲁国打仗，我是帮鲁国，还是帮齐国呢？鲁国小，人少，但团结得好。齐国向鲁国进攻，鲁国利用矛盾，结果把齐国打败了。”
他接着说：“听汪东兴同志说，你们批陈整风搞了两次，搞得还可以嘛，还不错。汪东兴同你们谈了一次，座谈了一次，对庐山会议认识深了些，学《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办了。”
他再次谈到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斗争问题。他说：“红军三十万，到陕北剩下两万五千人，当时中央苏区八万，只剩八千。那时张国焘搞分裂，不愿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嘛！这是政治路线问题。后来，对四方面军回来的同志斗得凶，检讨一次、两次、三次、四次都通不过，过分了。当时到我这里告状的都是四方面军的人，一方面军的一个也没有。四方面军就灰溜溜了，一方面军就翘尾巴了。不要带了几个兵就翘尾巴，就不得了啦。打掉一条军舰就翘尾巴，我不赞成，有什么了不起。三国关云长这个将军，既看不起孙权，也看不起诸葛亮，到后来走麦城失败。当然，那时没有反骄破满啦。我找黄永胜他们谈了话，东兴也参加了，当面批评了黄。黄永胜不会不摇鹅毛扇子吧！”
毛泽东的目光轮流扫过在座的人，接着说：“要谦虚谨慎，不要翘尾巴，有错误不要紧，我们党有这么个规矩，错了就检讨。这次汪东兴同志就沾了个边嘛！”
汪东兴插话说：“我在庐山会议上犯了错误。”
毛泽东话题一转，问：“你们谁参加过‘七战七捷’呀？”
“七战七捷”是指1946年7月13日至8月31日，华中野战军在粟裕司令员、谭震林政委指挥下，连续进行了7次战斗，作战45天，歼灭国民党军队6个旅又5个交通警察大队，共计5 3万余人的战斗通称。
陈励耘说：“我参加过。”
毛泽东不信，说：“我看不见得吧！你那时当什么官呀？”
陈励耘回答说：“当过副主任、主任、副政委。”
毛泽东和陈励耘的一问一答，再次流露出毛泽东对陈励耘的反感。这次毛泽东来杭州，已经在几个场合流露出对陈励耘的厌恶与反感了。初次见面谈话时，毛泽东就直截了当地问陈励耘：“你同吴法宪的关系如何？吴法宪在庐山找了几个人，有你陈励耘，还有上海的王维国，你们都干了些什么？”当场把陈励耘弄得支支吾吾，狼狈不堪。毛泽东驱车到刘庄住下，陈励耘去看望，毛泽东顿时流露出不悦：“你——怎么又来啦？”陈励耘只好说：“我是负责您的警卫工作的。”杭州，是毛泽东常来的地方，他每次来，对浙江省委、省公安厅的同志不仅很尊重、很爱护，也很有好感。这次，那些熟悉的干部都靠边了，整个杭州的警备大权，落入陈励耘之手，毛泽东的外围警卫系统，由陈励耘掌管。另外，毛泽东接触到的工作人员，从服务员到厨师，都感到熟面孔少了，新人多了，这些新人，无论男女，个个年轻精干，训练有素，一问才知道是为这次接待毛泽东特别挑选来的。这些，都使毛泽东增加了对陈励耘的不悦，也使毛泽东增加了对陈励耘的警觉。
毛泽东随后又谈到陈毅，他说：“陈毅打仗，有个好处，还能听听其他人的话。打孟良崮，他南边听粟裕的，北边听许世友的。”
毛泽东接着又谈到了北京军区：“北京军区队伍多，有几个军，还有炮兵、工程兵、装甲兵也多。他们整这个军、那个军。陈伯达在华北几十天。周游华北，到处游说。我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我能不能到处游说？”
南萍、白宗善等都说毛主席到各地谈话，是造革命的舆论，是完全可以的。
毛泽东点头表示同意，继续说：“陈伯达搞的是反革命游说，我搞的不同。”
毛泽东转向南萍：“你们和南京的关系，我说了两年，还没有解决。我这边也讲，那边也讲。给你们讲的都可以公开讲，少数人可以讲，多数人也可以讲。你们同许世友同志不要针锋相对。对他也说不服，对你们也说不服，这主要由我负责。”
南萍、熊应堂两人变得不好意思起来。
毛泽东问南萍：“南京开会你们去不去？我同许世友同志在江西谈过两次，这次还要谈。”
南萍说：“我们没有听主席的话。今后按照许司令的指示办。”
毛泽东说：“那也不对。错了的也执行吗？许世友同志是可以交朋友的，有时还可以抓住他的主要问题，把道理说清楚，他还是可以交朋友的。你们空军受不受许的指挥呀？”
南萍、白宗善、陈励耘回答说：“受他的指挥，听的。”
毛泽东点点头，表示这样做好。
…………
谈话进行了半个小时，算是告别。
专列由绍兴转移回杭州，需要1个小时零10分钟，午后2点50分，专列抵达杭州站。汪东兴按照毛泽东的吩咐，没有通知任何人送。
但是，陈励耘却来了。他到车站后，心里有鬼，不敢同毛泽东握手，也不敢接近毛泽东，只是同汪东兴握了握手，并问：“车开后，要不要打电话通知上海？”汪东兴回答说：“你打电话给王洪文或者王维国，这两个人都可以，就说我们的车出发了，还是在那个支线上停住。”陈励耘照办了。
3点35分，毛泽东的专列徐徐启动了。林立果在杭州谋害毛泽东的图谋，眨眼间化作泡影。
陈励耘望着远去的列车，悲哀地暗暗叹了口气。
（编辑：文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