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迫害最惨的是许光达大将。打手们故意将面条倒在楼梯上，逼迫他趴下去舔了吃。他多次被打手们打得心脏病发作昏死过去。1969年许光达已报病危，专案组仍加紧审讯。5月31日，许已卧床不起，专案组还将他拖下地向毛泽东像请罪。在之后的第三天，许光达在既无医护人员看护，又未获准亲属陪护的情况下，惨死于病房厕所的马桶上。
文革专案组
作者：黄金生
“文革”时期的中央专案组是在1966年5月与中央文革小组同时成立的，如果说中央文革小组是文化大革命中煽起动乱的第一个环节，那么，中央专案组则是最后一个环节，它负责为中央文革小组发起的行动作最后的定案。其权力超越当时曾经存在过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更是远远大于公检法机构。
株连群众达1亿人
中央专案组发端于专案审查委员会。随着斗争的深入更名为中央专案组，而且制度化，变成一个半永久性的机构。中央专案组负责决定整人、揪斗、隔离、逮捕等等，超越于党章和宪法，凌驾于党组织和政法机构之上。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下面设立三个办公室，简称一办、二办、三办。一办主要负责中央、国家机关的负责人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党政负责人的专案审查，一办下属彭真专案组、刘少奇专案组、“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专案组、陶铸专案组、张闻天专案组等等。二办主要负责军队系统内部的高级将领的专案审查，下属贺龙专案组、彭德怀专案组、罗瑞卿专案组等等。三办主要负责公检法系统的领导干部的专案，下属“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专案组”、“抓叛徒专案组”等等。
在“文革”时期，整个专案组(包含中央和地方各层)调查过大约200万个各级干部。据席宣、金春明所著《“文化大革命”简史》介绍，仅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和地方副省长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即占总人数的75%左右。在审查中，滥用专政手段，大搞逼供信，制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加上受牵连的亲属和有各种社会联系的人，全国被株连的群众达1亿人。
不给任何申诉机会
在诸多专案组中，“刘少奇专案组”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专案组最后将刘少奇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专案组取证并审理的手段主要是弄虚作假、逼供信。1966年12月下旬，在还没有进行调查取证的情况下，江青、康生等人在不同场合中提到刘少奇时总要毫无根据地冠以“反革命”、“大叛徒”等帽子。谢富治曾对专案组工作人员说：“对刘、邓、陶要作拼死的斗争，坚决打倒。办案就是伟大的革命，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1968年3月，江青在八个专案组会议上说：“刘少奇是个大叛徒、大内奸、大特务，小将整理的材料，比你们整理得好。你们现在的材料有进展，但有好多东西没有超过红卫兵的材料。”谢富治在中央专案小组办公室会议上说：“所有列入专案的，都是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要同这些人作坚决的不可调和的斗争，绝不能施仁政，不能妥协。”康生说：“现在打的是尖锐的隐蔽的国共战争，没有坚强的阶级立场，专案是搞不好的。”当办案人员稍有不慎，或有不同意见，轻者被他们斥为“右倾”，重者逮捕入狱，有的受到处分或送回原单位挨批。“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领导班子换了三次，有两人被关进监狱。
专案组还剥夺被审查人申辩、申诉的权利。无论是刘少奇、王光美本人，还是那些牵连进来的审查对象，都没有机会也不准许为自己辩护、申诉。专案组在存在的3年时间里，从未同刘少奇、王光美接触过，一次也没有听取过他们的申述。对其他受到牵连的人和“嫌疑人员”，一旦被列为审查对象、就只能交代问题，不能申辩和上诉。这些人只要一为自己辩解，便被斥为“不老实”、“翻案”，受到更加严厉的批斗。审讯时为自己辩护的供词，不写入审讯记录，不准写书面材料，写出了也被扣压，不让办案人员上报和转送。
为获取口供，专案组先后以莫须有的罪名关押了一批人。其中有很多是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民主人士，也有普通的居民、炊事员、保姆。据不完全统计，被专案组直接关押的有64人。至于因专案需要或稍有嫌疑而由有关部门、单位收审的，那就更多了。
折磨手段花样百出
贺龙专案组是“二办”的第一要案，由康生亲自抓。这个专案组又下设十几个专案组，如“王尚荣专案组”、“许光达专案组”、“廖汉生专案组”等等，这些专案组采用刑讯、逼供、诱供和制造伪证等方式进行审讯。据贺晓明在《贺龙元帅的最后十年》一书中记述：廖汉生的专案人员在他的床头吊了一个三百瓦的大灯泡，不交代“贺龙乞降通敌情况”，就整宿整宿不能睡觉;王尚荣被整天罚站，不准解小手，硬逼他交代所谓的“贺龙罪行”;顿星云因拒绝参与诬陷贺龙和许光达，被专案人员猛一拳打瞎了一只眼;工程兵副司令员谭友林被连续几昼夜地突击审讯，险些死于狱中……
被迫害最惨的是许光达大将。打手们故意将面条倒在楼梯上，逼迫他趴下去舔了吃。他多次被打手们打得心脏病发作昏死过去。1969年许光达已报病危，专案组仍加紧审讯。5月31日，许已卧床不起，专案组还将他拖下地向毛泽东像请罪。在之后的第三天，许光达在既无医护人员看护，又未获准亲属陪护的情况下，惨死于病房厕所的马桶上。
与之类似，“文革”中其他专案组也大搞逼供信，制造了一批又一批的冤假错案。
“文革”结束后，主管中央级重大案件的领导以一些案件经过主席批准为由，拒绝向组织部交出这些案件的档案材料，在胡耀邦、陈云等努力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央专案组终于不得不将管辖的所谓“大案要案”，全都转交中组部重新复查。一系列冤假错案开始被平反昭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最终决定：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极大，必须永远废止。不久，中央专案组被撤销。
（编辑：文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