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清朝这点儿事，不能不说一个厉害的人物。这个人不是满族人，而是汉人。清军入关后，顺治将开国元勋的画像挂于紫光阁，这个人位列第一，被尊为满清第一功臣。两百多年来，这个人为历史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却一直处在风口浪尖饱受争议，有的说他是第一汉奸；有的说他是中国历史上十大谋士之一。

　　这个人叫范文程，关于他的出山也有不同的说法。

　　《清史稿·范文程传》说：“文程少好读书，颖敏沉毅，与其兄文采并为沈阳县学生员。天命三年，太祖既下抚顺，文采、文程共谒太祖。太祖伟文程，与语，器之，知为鏓曾孙，顾谓诸贝勒曰：‘此名臣后也，善遇之！’”这里表明范文程是自愿投奔后金政权的。

　　《清宫秘史》第十回，“明朝万历四十六年，满洲天命三年正月，太祖率领后金兵浩浩荡荡杀奔抚顺关来，拟遣将攻城，忽有一书生求见，太祖便令侍卫将他宣进来。太祖见他生得粉白的面皮，相貌清秀，便问道：‘你是满人是汉人？来俺这里做甚？’那书生道：‘下臣姓范，名文程，字宪斗，沈阳人氏，原是宋朝范文正公仲淹之后，……因屡次上书明皇，明皇不用，落拓一生，无凭无藉。今因陛下崛起满洲，故不避斧钺，效毛遂自荐来见陛下，陛下如爱惜人才，下臣当尽毕生之力，上辅明主。’太祖听了这番言语，语语中入心坎。便说道：‘贤士远来，朕之幸也；朕处正少一汉文先生，劳你任了此职，并拜为军师，参赞军机。’文程叩首谢恩。太祖称他为范先生。”这里对范文程投身清廷进行了这样的演绎。

　　22岁的范文程就这样轻松地“仗剑遏军门”，从而得到努尔哈赤的器重的吗？这样的一段演绎，实在不能让人信服。因为在当时历史情况下，努尔哈赤对汉人的政策就是屠杀和掠为奴，“诛戮汉人，抚养满洲。”他对明朝儒生尤为反感，认为“种种可恶，皆在此辈。”有史料这样记载：努尔哈赤攻占抚顺后，“论功行赏，将所得人畜三十万散给众军，其降民编为一千户。”范文程当时就在其列，由于他身材伟岸，故引起努尔哈赤的注意，一番问答使得金主满意，生侧隐之心将其赐给镶红旗下为奴。这样看来他显然不是主动降清的。

　　《清史稿·范文程传》为了维护清朝王家形象和尊严，对范文程这段受辱的经历进行了隐去。那么范文程又是如何出山、书写了他那不同凡俗的人生的？

　　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皇太极继位后，要缓和满汉族之间的矛盾，他需要汉族学子来辅助，在这种背景下，天聪三年（1629年）四月，皇太极设立了“以历代帝王得失为鉴，并以记功之得失”为主旨的文馆。文馆设立后，皇太极上谕，从各旗的生员中选拔人才。所谓“生员”就是各旗旗主的家奴，范文程就属于这样的“生员”。范文程在这次选拔中脱颖而出，被选入文馆成为骨干，得出头之日，也从此走上皇太极的亲信谋臣之路。皇太极称帝后“召直左右”。他参与了伐明策略的制定、争取汉官归降以及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决策。特别重要的是，范文程解决了皇太极进攻明朝师出无名的重大难题，“上如虑师无名，当显谕其民，言察哈尔汗远遁……”提出了从雁门关进兵的重大举措，避免了清军进攻山海关容易形成半途而废的无益之举。范文程还用计谋离间了明朝朝廷内外臣工与将吏之间的看法，造成了百姓的视听混乱。范文程建议清军采取所到之处免赋数年，废除了明末横征暴敛的弊制，此举大大笼络了民心，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满汉之间的矛盾。清朝一代，田赋基本上没有加派，使其统治范围内的汉民逐渐改变了敌视态度，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范文程在文馆中的作用举足轻重，皇太极任命他为内秘书院大学土，官爵晋升为二等甲喇章京（意为参领）。满清编汉军旗时，“廷议首推文程任固山额真（旗主）”。而皇太极不让其离开文馆，下谕：“范章京才堪胜此，但固山职一军耳。朕方资为心膂，其别议之。”《清史稿·范文程传》说，“文程所典皆机密事，每入对，必漏下数十刻始出，或未及食息，复召入。”每逢议军政大事，皇大极常问：“范章京知否？”，“何不与范章京商议？”当大臣说“范亦云尔。”皇太极才会批准照此办理。范文程为清朝开国在招揽人才、发展经济、改革体制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范文程上书摄政王多尔衮，奏请出兵伐明，夺取天下。“此正欲摄政诸王建功立业之会也。”他把满洲一贯掠夺性战争转为统一全国治权的战争，在清朝入主中原这一紧要关头提出这一策略，对清夺取中原开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范文程知道自己是汉人，对满清而言总是一奴才。为此他坚守“明哲保身”的原则，他从不居功自傲，不参与权力之争，处处小心谨慎，避免“功高震主”，以求“安身避祸”。但他也不是无原则地一味退让，在对“剃发令”的态度上，范文程与多尔衮意见相左。随着剃发令的强制实施，民族矛盾迅速激化，清统治者露出了其奴隶主野蛮残酷本性，血腥镇压汉民。目睹百姓“安居乐业”的局面付之东流，范文程痛心疾首，心存不满。对多尔衮便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进行消极对抗，因而被多尔衮冷漠。

　　顺治三年，多尔衮以范文程“素有疾，毋过劳”为名，削弱了范文程的一些权力。顺治五年，多尔衮命范文程、刚林、祁充格等删改《清太祖实录》。范文程深知此事关系重大，一旦政局有变，恐有杀头之祸。于是以养病为由，闭门不出。事情正如范文程所料，顺治七年多尔衮死后，即有臣参奏范文程等人妄改《太祖实录》之罪。顺治帝批示：“范文程曾效力太宗朝，在盛京时，又不曾预贝子硕讬之罪，后知睿王所行悖逆，托疾家居，众亦共知。”结果刚林、祁充格以妄改《清太宗实录》罪被杀，范文程因没有成为多尔衮私党，闭门避祸，躲过一次灭顶之灾。不久得到复官，顺治九年复进世职为一等子，授议政大臣，任《太宗实录》总裁官。

　　顺治十年（1653年），范文程促使了清庭用人制度由任人唯亲向任人唯贤方面的转化，在举荐人才方面对满汉官僚做到了一视同仁，使汉族官员在举荐人才这一重大事项中与满族官员享受了同等的待遇，从而克服了汉官受歧视的自卑感，更加勤于为朝廷效命，洪承畴就是例证。后来清政府进一步规定：不必分别满、汉，谁的官街在前，就由谁管印。至于奏事，也要求满、汉官员“公同来奏”，不许“只有满臣，不见汉臣。”

　　顺治十一年，顺治皇帝特加范文程为少保兼太子太保，九月，再进为太傅兼太子太师，对他“礼遇甚厚”。《清史稿·范文程传》记：“文程疾，尝亲调药饵以赐；遣画工就第图其像，藏之内府；赉御用服物，多不胜纪；又以文程形貌颀伟，命特制衣冠，求其称体。”但是，范文程却急流勇退见好就收。他上疏称谢的同时，以体弱多病为由请求退休。顺治皇帝温谕慰勉，不让退休，只同意“暂令解任”。

　　顺治十八年，康熙登位，特命范文程赴盛京（沈阳）告祭太宗皇太极陵墓。范文程在皇太极陵前伏地痛哭，久不能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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