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3日至16日，第十四届世界英语短篇小说大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来自世界近20个国家、200多位作家和学者齐聚丽娃河畔。

世界英语短篇小说大会是由世界短篇小说研究会组织召开的一个国际性会议，每两年召开一次，是目前专题研讨短篇小说的唯一的国际性盛会。7月13日下午，第一次全体大会暨中外作家对谈活动在华师大举行。中国作家苏童、余华、毕飞宇、赵玫、方方，美国作家罗伯特·奥伦·巴特勒、新西兰作家杰克·罗斯、爱尔兰作家伊芙琳·康伦、加拿大作家马克·安东尼·贾曼就“短篇小说中的影响和汇合：西方与东方”展开交流。

7月13日下午，中外作家对谈活动在华师大举行。

东西方文学的相互影响

曾获普利策小说奖、菲茨杰拉德美国文学杰出成就奖的美国作家巴特勒坦言东方对他的文学影响至深。1969年他参军入伍，在接受了越南语培训后被派驻越南。他和越南的平民百姓亲密接触，这也深深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

“午夜之后，我一个人在西贡巷子里游荡。那里有越南人、在越南的中国人，他们都热情地欢迎我去他们家里作客。他们教会我深刻的东西——人类精神的实质。”

1975年越战结束。大批越南人跟随美国军队移民到美国。1992 年，巴特勒以越战为主题的短篇小说集《奇山飘香》出版，翌年荣获普利策小说奖。

“这十几年所有的经历都变成了我想象力的顶峰。路易斯安那的越南人很喜欢这本书，因为这本书没有把里面的角色局限于越南人，它关乎人的心。其实无论东西方，艺术家该做的事情是照亮别人，是把普世真理讲出来。”

“但我对人心的了解来自亚洲。”巴特勒表示自己写过的23本书中，有6到7本是以越南为场景。“很多其他的书，或许文字一点都没有谈到越南或亚洲。但那些曾邀请我作客的人们，是我笔下每一个字的一部分。”

来自新西兰的作家杰克·罗斯也提及自己的创作有相当一部分得益于中方，尤其是中国文学。他从十几岁开始在二手书店偶遇《红楼梦》，从此爱上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的小说让我看到西方（小说）没有写到的、关乎人性的东西。我的诗歌创作也直接受到中国作品的影响，这些作品让我知道不相关的东西放在一起，会产生奇妙的结果。 ”

另一方面，大部分中国作家也受到了西方文学的影响。“1985年代后中国文学开始摆脱政治概念的影响。现在中国文学的独立还是比较明显的，文学成为真正的文学，这和西方的影响有极大的关系。”方方直言西方文学成为她们那代人写作中的营养，“即使有些作品翻译很差，但你不在乎翻译好坏。有时阅读是看别人看问题的方式。”

“我们这一代中国作家，确实在成长时期对西方文学有大量的阅读和涉猎。”苏童回忆自己第一次接触真正的美国文学是在高中时代，当时他在附近的新华书店用几毛钱买了一本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集。“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两篇，一篇来自福克纳的非常不福克纳的《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还有一篇是卡森·麦卡勒斯的《伤心咖啡馆之歌》。”

“我认为有意思的现象是，因为远距离阅读产生无数的想象——对对方文学的想象、对某种阶级的想象，可能完全是错误的。但恰好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某种文化交汇和影响的开始。因为开始了，才可以有更多的反思和深入的了解，这也是我们今天在做的事。”

美国作家罗伯特·奥伦·巴特勒、余华、毕飞宇、新西兰作家杰克·罗斯（左至右）

作家眼里的短篇小说

毕飞宇把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都比喻为自己的“爸爸”。

“也许未来人们记住我的是几个长篇，但实际上我所有的文学中源于短篇小说哺育我、滋润我，让我看到小说中的东西——比如短篇小说中的人物、节奏、简约、精准、生动，尤其是短篇小说的留有余味。正是在短篇小说的操作过程中，我成长了。”

余华笑言毕飞宇说的“爸爸”肯定是“后爸”：“亲爸的话不会写出那么好的东西，后爸不断地欺负他。写作就是这样，不断地和写作的内容对抗。”

余华说，他眼中的长篇小说像是一种比较长的生活，要经历几年才能写完。“而短篇小说是生活中的一个个经历，最后回过头来发现你的生活是由这些经历组成的。”

“我和余华不同的地方是，我认为我写作不是在‘对抗’，我热爱我写的东西。”方方也对长短篇小说进行了比喻：“长篇小说可能像西方恋爱，很热烈、直白。短篇可能像中方恋爱，很含蓄，让人去猜。所以我写短篇就会很节制，写中长篇就热烈奔放得多。”她还坦言自己发现中篇小说更尽兴，所以在1990年代以后就很少写短篇小说了。

　　赵玫形容短篇小说“给人精美的感觉”：“其实无论什么类型的小说，都可以用短篇精美的感觉去完成写作。”

在提问环节，几位作家还就“短篇小说不如长篇小说容易出版”作出回应。巴特勒提及在美国出版界，出版社会针对短篇小说出版要求签两份合同：一份短篇小说集，还要一份长篇小说。方方也表示由于中国长篇小说的市场需求量更大，使得一些出版社更容易出长篇，也使得“一些不太会写作的人从长篇开始创作”。

“你写作是因为想出版，还是为了自己舒服？比如卡夫卡就不是为了出版。你就问自己，究竟喜欢不喜欢写？喜欢写就一直写，出版是第二件事，可以出，可以不出。这是一个忠告。”苏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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