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摹兰亭序》 24.5×69.9厘米 冯承素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褚摹兰亭序》 24×88.5厘米 褚遂良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定武兰亭序》 宋拓定武柯九思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谷卿

　　严格说来，近世以前很少有专门的“书法家”。古典时代的艺术具有太过浓厚的政治意蕴，那些我们今天视为“书法家”者，大多是政治精英或文化精英，“善书”只是他们的一个特征，书法也并非他们倾尽才智和精力去揣摩、研究的对象。

　　“书法”真正作为一种“法”来被详加探讨是隋唐时候的事情，早期人们并未试图全面地总结、商量、认知这门写字的艺术或曰技术；而“法”作为一个语义情感极其严肃的字眼，实际也喻示着书法艺术与政治的紧密关系。书法发展到魏晋时期，已然十分成熟：隶书完成了进一步的楷化，章草过渡形成今草，行书也具备了较为完善规范的法则，此后的“变化”仅限于艺术风格，在书体上不再出现创造性的突破。康有为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现实，他在《广艺舟双楫》中指出：“周以前为一体势，汉为一体势，魏晋至今为一体势。”而最能代表书法之“魏晋”者，可能就是王羲之，或者说是王氏父子。

　　不过，被称为“书圣”所作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真本，却并未出现在今天我们的眼前，它至今仍在昭陵中陪伴珍爱它的一代天骄唐太宗长眠。虽然太宗命令匠人刻拓了欧阳询摹本《兰亭序》，但毕竟不能忠实地反映原作神采，与拓本相比，冯承素和虞世南的摹本墨迹就显得“下真迹一等”了。

　　虽然《兰亭序》的“衍生品”极多，但大多可归并入两个系统，一是褚遂良摹本系统，上述冯承素、虞世南等墨迹即属此系统，其中以冯摹“神龙本兰亭”最受青睐，也被认为最接近王羲之的真迹；另一系统为欧阳询摹本，刻帖“定武本兰亭”即源自欧本，为石刻帖本兰亭之最佳者。

　　一卷书法成为风靡天下、妇孺皆知的至宝，被后世视为学书的典范和楷模，《兰亭序》可谓占尽风流，这固然决定于《兰亭序》艺术成就之高，但唐太宗力推之功及背后的政治意涵，亦不可不予以掘发。

　　4世纪以来，书法艺术似乎随着南北政权的对峙，形成了地理概念上的风格分流，即有后世所谓的“北碑”和“南帖”。这一说法滥觞于清代经学家、书法家和金石家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其考溯书法演变源流云：

　　正书、行草之分为南、北者，则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也。南派由钟繇、卫瓘及王羲之、献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钟繇、卫瓘、索靖及崔悦、卢谌、高遵、沈馥、姚元标、赵元深、丁道护等，以至欧阳询、褚遂良。

　　又于《北碑南帖论》中叙南北书风之别：

　　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

　　阮元的分派论对后来的书论起到极大的影响，近代的李瑞清、梁启超都有近似之论：

　　书派之分，南北尤显。北以碑著，南以帖名。南帖为圆笔之宗，北碑为方笔之祖……盖虽雕虫小技，而其与社会之人物风气，皆一一相肖……大而经济、心性、伦理之精，小而金石、刻画、游戏之末，几无一不与地理有密切之关系。（梁启超语）

　　如梁启超所言，地理文化的差异正是造成南北书风迥异的原因。隋唐完成了南北统一，但人们从各个方面感知着南北文化的差异，由此对比南北分裂以前汉文化的雄强，怀念不已。李延寿在《北史·文苑传》中感慨：“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呼唤和重寻超越南北、“晋宋莫传”的“汉魏风骨”，也成为初唐不少文化精英自觉承担的义务。唐太宗本人就深刻地认识到，文艺发展理路的确定，关系到教化、风俗、道德、政治荣衰兴废，不可轻视，因此常常强调艺术万万不能堕入“释实求华，从人以欲”的恶境，而应“节之于中和，不系于浮华”。

　　至于书法，唐太宗本人就是行家里手，因此，他必须要精心选择或者制造一位偶像，将唐代书法带入一个良性发展的轨道中。正如我们以后见之明所观察到的，唐太宗树立起了王羲之这面大旗，开始积极干预和影响文艺风尚和社会风俗。

　　为什么选择王羲之？原因有二。其一，区别于齐梁妍媚书风的隋代书法随着杨隋政权的灭亡而在初唐转入衰微，高祖李渊的偏好让以王献之为代表的梁朝书风在当时书坛占据压倒性优势，小王书风本来风流冶宕，居其下者，自然巧媚流俗之风炽燃，太宗为了扭转局面，不得不“详察古今”而推出典重中和的大王以抗拒这种流风，同时，王羲之本人艺术成就极高、声望亦隆，顺势推尊实在毋庸花费过多的成本。今天不少学者对于太宗先是尊奉小王后又推举大王的做法，给出过许多有趣的解释，比如认为太宗学小王因爱生妒，故特地又抬出其父贬抑小王，又如认为大王原本在当时不受重视，全是太宗以一己之力将其推崇为书法权威。很显然，这是既没有看到太宗的真实用意，也不了解王羲之真正的价值和地位的呓语。《兰亭序》以及大王书法在唐代的“腾达”，实是时势与艺术规律合构的结果。

　　关于唐太宗如何得到王羲之《兰亭序》真迹，唐人何延之在《兰亭记》中有着详细的记载。太宗听从房玄龄的举荐，让御史萧翼假扮书生骗取辩才老和尚的信任窃取墨宝，颇可见皇帝尚爱王书之笃。有意思的是，“雅贼”萧翼的另一身份是梁元帝的曾孙，于是“萧翼赚兰亭”故事就自然呈现出一层象征意义：梁陈遗风倒向新政推尊的中原意法，以王羲之为代表的“中庸”品性再度成为一个伟大王朝在诞生之初设立的艺术标准，至于王羲之“书圣”的称号，亦隐含着“统一”“中正”等积极的政治意涵。不过，真正盛唐之音的奏响，还需取法乎上的书法大师们构建属于自己时代的“中和”风度，因此，正像书法史家们所取得的共识那样：冯承素的《兰亭序》因为“太似”而止步于魏晋，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等人则甩开了包袱，大踏步地走向“亦古亦今”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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